伊朗研究系列：一、巴列维悖论：伊朗的现代化、疏离与革命（1925-1979）（G研究）
第一部分：王朝的起源：巴列维统治前夜的伊朗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并非仅仅是一场军事政变，而是对一个深陷危机的民族国家的回应。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衰败和外部侵凌后，伊朗社会普遍渴望秩序、主权和现代化。礼萨·汗（Reza Khan）的崛起，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产物。本部分旨在阐明巴列维王朝诞生前夕，伊朗所面临的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民族危机，从而为理解其后续的激进改革提供历史背景。
1.1 亚洲病夫：卡扎尔王朝的衰败
在20世纪初，统治伊朗的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已是风雨飘摇，其统治下的国家呈现出一种末世景象。
政治分裂与中央权威的式微
卡扎尔王朝的中央政府实力孱弱，对广阔的疆域，尤其是边疆地区，几乎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1。强大的部落领袖在地方形成割据，如胡齐斯坦（Khuzestan）地区长期被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和阿拉伯部落所控制，后者甚至将该地称为“阿拉伯斯坦”（Arabistan）1。这种内部的四分五裂不仅削弱了国家凝聚力，也为外部势力的干涉打开了大门。
帝国主义的侵蚀
伊朗不幸地陷入了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强权“大博弈”的夹缝之中，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1。外国势力肆无忌惮地攫取经济特权，例如1872年，英国人保罗·路透（Paul Reuter）几乎获得了控制伊朗所有矿产、森林、铁路和国家银行的特许权，虽然后来因民众和俄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完全实施，但它暴露了卡扎尔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主权的脆弱 3。英俄两国还利用伊朗的部落势力作为工具，通过提供武器和支持，牵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局面 1。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Anglo-Russian Agreement）更是将这种侵略正式化，两国将伊朗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伊朗的民族危机达到了顶点 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屈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伊朗名义上宣布中立，但其领土却沦为俄国、英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军队厮杀的战场 5。战争给伊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经济崩溃，民族尊严扫地。这段被外国军队肆意践踏的经历，在伊朗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屈辱感，也催生了对一位能够恢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强人”的普遍渴望 5。
1.2 立宪革命（1906-1911）：现代性的一线曙光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伊朗社会内部也孕育着变革的力量。
一场变革的联合行动
1906年爆发的立宪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旨在反对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6。这场革命的参与者阶层多元，包括开明的宗教领袖（乌莱玛，Ulama）、巴扎商人（Bazaaris）、知识分子、部落首领乃至部分贵族，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王室的统一战线 6。这场运动成功迫使国王颁布宪法，并成立了现代议会（Majlis）。
革命的遗产
尽管立宪革命因内部纷争和英俄的干涉而最终失败，未能实现其长远目标 4，但它留下了至关重要的遗产。首先，革命将西方的宪政、法治和人民主权等观念引入了伊朗的政治话语体系，为后续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8。其次，它创建了议会这一现代政治机构，礼萨·汗日后正是通过操纵和利用议会，才得以合法地登上权力顶峰。最后，立宪革命展示了宗教阶层与巴扎商人联合所能爆发出的巨大政治能量，这一历史经验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 7。
1.3 哥萨克军官的崛起：礼萨·汗的掌权之路
正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真空、社会动荡、民族屈辱的时代背景下，一位来自波斯哥萨克旅的军官——礼萨·汗，登上了历史舞台。
权力真空与“强人”的呼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满目疮痍，卡扎尔王朝已形同虚设，国家被部落叛乱和外国干涉所困扰。整个社会弥漫着对秩序和统一的强烈需求，这为一位能够“改变国家命运，扭转历史潮流”的“能人”的出现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5。
1921年政变
1921年，礼萨·汗利用其在精锐的波斯哥萨克旅中的地位，发动政变，迅速控制了首都德黑兰 9。他首先出任陆军大臣，随即开始系统地巩固权力。他通过建立一支忠于中央、装备现代的民族军队——这是现代伊朗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有效的中央军事力量——成功镇压了各地的部落叛乱，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从共和到君主
在掌权初期，礼萨·汗曾一度倾向于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废除君主制，建立一个共和国。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宗教阶层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一个世俗共和国将彻底剥夺伊斯兰教的社会地位 5。面对宗教界的强大阻力，礼萨·汗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精明和务实。他选择与宗教领袖妥协，亲赴什叶派圣城库姆（Qom）进行协商，并最终宣布放弃共和制，以换取他们对其统治的支持 5。这一决定性时刻凸显了宗教势力在伊朗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同时也为日后巴列维政权与宗教阶层的根本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加冕为王
到1925年，礼萨·汗已经清除了所有政治对手。他通过议会废黜了远在法国的卡扎尔王朝最后一位君主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 Qajar），并在同年12月被议会推选为新一任沙阿（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2。他的崛起被塑造成一场民族救亡运动，承诺将带领伊朗摆脱屈辱，重现古代波斯帝国的辉煌 5。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根植于伊朗面临的双重主权危机——即内部的政治分裂和外部的帝国主义统治。因此，该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其核心使命便是通过激进的中央集权化和坚决的国家主权宣示来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卡扎尔王朝的衰败不仅在于其无法控制国内的部落势力 1，更在于它无力抵抗英俄的经济与政治渗透 1。立宪革命虽是一次宝贵的尝试，却未能扭转危局。在此背景下，礼萨·汗所展现出的强硬姿态和恢复秩序的能力，恰好迎合了当时伊朗社会对统一和独立的普遍渴望。他后续的所有改革，无论多么激进和专制，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卡扎尔时代混乱与屈辱的直接回应。
然而，宗教阶层在礼萨·汗崛起过程中的角色充满了悖论，并预示了未来的冲突。他们出于对世俗主义的恐惧，支持礼萨·汗选择君主制而非共和制 5。这一务实的政治选择，为礼萨·汗排挤共和派对手、巩固权力提供了关键的合法性。但他们未曾料到，这位他们扶持上位的君主，其统治将对伊朗宗教势力的权力基础构成史无前例的挑战。礼萨·汗一旦大权在握，便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世俗化和中央集权改革，其矛头直指宗教阶层所掌控的教育、司法和土地等传统权力领域。因此，这一最初的政治妥协，实际上孕育了巴列维国家与宗教建制派之间最终对决的种子。
第二部分：锻造现代民族国家：礼萨·汗时代（1925-1941）
礼萨·汗的统治时期是伊朗历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旨在将一个衰弱、传统的王国改造为一个强大、现代的民族国家。本部分将详细阐述其改革措施，并分析这些措施在成功建立现代国家“硬件”（如军队、官僚机构、基础设施）的同时，为何因其强制性的文化政策而未能构建起相应的社会共识“软件”，反而疏远了关键的社会群体。
2.1 改革的三位一体：中央集权、世俗化、西方化
礼萨·汗的治国理念清晰而坚定。他深受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的启发，坚信要使伊朗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外来奴役，就必须推行三位一体的改革：强化中央集权，打破宗教对公共生活的干预，并全面采纳西方的工业、法律和社会组织模式 4。
2.2 构建国家机器：钢铁骨架
现代军队与官僚体系
礼萨·汗统治的基石是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军队。他利用这支军队，无情地粉碎了地方部落的割据势力，将中央政府的意志强加于全国 1。与此同时，他着手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引入了科层制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卡扎尔王朝时期松散、低效的央地关系，扭转了地方主义的传统局面 7。
世俗化法律体系
为了削弱宗教阶层的社会影响力，礼萨·汗系统地 dismantling 了他们的传统权力。他以欧洲大陆法系为蓝本，建立了国家统一的世俗司法体系，并于1934年成立了教育部，将教育权力收归中央 7。这些举措剥夺了乌莱玛长期以来在司法和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而这正是他们社会权威和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13。
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领域，礼萨·汗采取果断措施收回国家主权。他废除了给予外国人在伊朗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和货币发行权，并建立了伊朗国家银行 14。他通过设置关税壁垒来保护和扶持伊朗本土的新兴工业，鼓励民族经济的发展 11。
2.3 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塑造新伊朗人
礼萨·汗的雄心不止于政治和经济改革，他更试图重塑伊朗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教育改革
他将教育改革视为培养忠于国家、掌握现代技能的新公民的基础事业。他大力兴办世俗学校，创立了伊朗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德黑兰大学（1934年），并派遣包括他儿子在内的数百名优秀青年赴欧洲留学 9。宗教学校（Madrasa）被边缘化，全国实行统一的世俗化课程，进一步削弱了教士阶层对思想领域的控制 13。他还大力倡导女子教育，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这在当时的伊朗社会是极具革命性的举措 13。
服饰的政治：强制摘除面纱
在他所有改革中，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强制性的服饰改革。1936年，他下令禁止女性佩戴传统的查多尔（Chador）头巾和面纱，并强制男性穿着西式服装 9。这并非简单的时尚潮流引导，而是其世俗化、现代化议程的强力象征。这一法令被许多保守和虔诚的伊朗人视为对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公然冒犯，激起了广泛的抵触情绪。
雅利安主义意识形态
为了构建一个独立于伊斯兰教的、统一的民族认同，礼萨·汗及其身边的知识分子精英大力宣扬一种“雅利安主义”（Aryanism）意识形态 10。这一官方叙事极力颂扬伊朗在前伊斯兰时代的辉煌历史，特别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成就，试图以此激发民族自豪感 4。
- 象征性举措: 1935年，他下令将国家的对外名称从西方人惯用的“波斯”（Persia）正式更改为“伊朗”（Iran），意在强调其“雅利安人”的血统和家园属性 4。他还为自己的王朝选择了萨珊王朝时期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Pahlavi）作为姓氏，以彰显其与古代雅利安传统的联系 10。
- 多重目的: 这一意识形态服务于多重政治目的：首先，它为国家统一提供了一个非伊斯兰的文化基础；其次，通过将自己塑造为古代波斯伟大君主的继承者，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最后，它试图在文化上将伊朗与同为“雅利安人”的欧洲联系起来，以对抗周边的阿拉伯和突厥世界 10。
2.4 经济转型及其局限
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礼萨·汗时期，伊朗的工业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现代工厂的数量从1925年的不足20家增加到1941年的超过300家，其中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尤为迅速 14。横贯伊朗的铁路建设更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成就，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的交通状况 15。从1925年到1938年，铁路里程从250公里增加到1,700公里，公路里程从2,400公里增加到12,000公里 15。
结构性弱点
然而，这种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新兴的工业多为资本密集型，吸纳的劳动力非常有限，仅占全国劳动力的不到4% 15。绝大多数人口（约90%）仍从事农业，他们基本上没有从现代化改革中获益 15。更重要的是，国家，特别是沙阿本人，成为了最主要的经济参与者。礼萨·汗通过强制没收地主和部落首领的土地，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成为伊朗首富 15。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抑制了独立的私营部门的发展。
礼萨·汗的现代化是一场强制性的国家构建工程，而非建立在共识之上的民族构建。他成功地用铁腕手段打造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一支强大的军队用以镇压异见 1，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用以实施控制 7，以及一系列法律用以强制推行文化变革，如备受争议的禁戴面纱令 9。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却完全绕过了民众的意愿和认同。尤其是其文化改革，在许多伊朗人看来并非进步，而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攻击，这为日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深深的怨恨。
他所推行的“雅利安主义”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重塑民族自豪感和建立世俗身份认同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叙事。但另一方面，它通过宣扬“波斯民族”的优越性，并试图同化或“净化”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制造了新的内部矛盾 12。禁止少数民族语言、更改地名等强制性“波斯化”政策，在非波斯族裔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 12。这种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民族构建，非但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反而为国家埋下了族群冲突的隐患。
此外，礼萨·汗时期建立的经济模式，为伊朗日后成为一个典型的“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奠定了基础。国家而非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14。财富高度集中于顶层，特别是沙阿本人通过没收财产积累了巨额财富 15。经济增长开始依赖于国家主导的项目和单一商品（石油出口逐渐取代传统出口）15。这种经济结构使得整个国家体系高度依赖于国家财政收入，而非建立在广泛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基础之上。这种对国家财富分配的依赖，将使其子穆罕默드·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面对石油财富的巨大冲击时，变得异常脆弱。
第三部分：雄心的顶峰：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代（1941-1979）
第二代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统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他继承并加速了其父的现代化事业，将伊朗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繁荣的顶峰。然而，正是这场名为“白色革命”的激进改革和随之而来的石油财富爆炸，致命地加剧了从其父辈继承而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张关系，最终使整个体系走向崩溃。
3.1 从被占领到专制（1941-1963）
一个脆弱的开端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在一个屈辱的时刻登上王位的。1941年，其父礼萨·汗因其亲德立场，被入侵伊朗的英苏盟军强迫退位，他本人则在盟军的扶持下继位 9。他的早期统治充满了政治动荡和外国势力的再度干预。不过，他也在美国的帮助和联合国的支持下，于1946年成功迫使苏联军队撤出其在伊朗北部扶植的阿塞拜疆傀儡政权，维护了国家统一 17。
摩萨台事件与1953年政变
伊朗现代史的决定性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英国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收归国有，挑战了沙阿的权威和西方的核心利益 3。这场运动得到了伊朗人民的广泛支持。然而，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军情六处（MI6）的策划和支持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摩萨台政府，沙阿得以重返王位，并掌握了绝对权力 3。
政变的后果
1953年政变是巴列维王朝的“原罪”，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它在无数伊朗人心中烙下了沙阿是美国“傀儡”的印记，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永久性质疑 3。其次，政变摧毁了伊朗脆弱的民主制度和世俗民族主义政治力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这个真空最终将被宗教势力所填补。最后，为了巩固政权和镇压所有异见，沙阿在美国的协助下，于1957年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即“萨瓦克”（SAVAK），从此开启了高压统治的时代 3。
3.2 “白色革命”：一把改革的双刃剑
在1953年政变后，沙阿为了巩固统治、推动现代化并争取民心，于1963年发起了一场雄心勃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他将其命名为“白色革命”，意在避免“红色”（共产主义）或“黑色”（教士）革命的发生 14。沙阿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开明、进步的君主，致力于带领伊朗走向繁荣 4。
主要计划与成就
“白色革命”包含19项改革计划，内容广泛，涵盖土地改革、妇女选举权、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利润分享、以及建立扫盲队、卫生队和建设队等，旨在全面改造伊朗社会 15。这些改革在识字率、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见的成就 15。
失败与非预期后果
然而，这场革命的负面影响远超其积极成果，其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 土地改革的失败：作为“白色革命”的核心，土地改革旨在瓦解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一个由独立自耕农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从而为政权赢得支持。改革确实打破了传统大地主的权力 14，但并未能实现其核心目标。绝大多数分到土地的农民，其地块面积过小、土地贫瘠，不足以维持生计。更严重的是，全国约半数的农村家庭（如无地农民和农业雇工）根本没有从土改中受益 14。结果，政权非但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稳固的支持基础，反而导致了农业的衰败和大量农民的破产。到1971年，绝大多数村民的经济状况甚至不如土改之前 14。
- 疏远宗教阶层：这场改革，特别是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土地改革，被宗教阶层视为对其传统权力和价值观的直接攻击。妇女选举权被认为是引进西方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土地改革则没收了清真寺和宗教机构赖以为生的重要经济来源——广大的宗教捐赠地（Vaqf）7。正是因为领导反对“白色革命”，一位名叫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阿亚图拉（Ayatollah）在1963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成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4。
- 改革的表面化：许多改革措施雷声大雨点小，宣传目标与实际进展相差巨大，这在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普遍的失望情绪 22。
| 表1：“白色革命”的19项计划：目标与现实的悖论 |
|---|
| 改革要点 |
| 1. 土地改革 |
| 5. 赋予妇女选举权 |
| 6. 扫盲队 |
| 13. 工人利润分享 |
3.3 石油繁荣与“伟大文明”
石油美元的洪流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四倍，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的伊朗，其国家财富在一夜之间急剧膨胀 15。沙阿被这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冲昏了头脑，他宣布要开启一场“伟大文明”（Great Civilization）运动，并豪言要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强国” 17。
经济混乱
这场财富的盛宴最终变成了一场经济灾难。大量石油美元的涌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失控，地价和房租飞涨，严重损害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14。国家经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变成了一个典型的“食利国家”。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摧毁了本国的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而国家却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 15。
腐败与不公
石油财富也催生了惊人的腐败。沙阿的家族和围绕其周围的权贵阶层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利用特权攫取了巨额财富 15。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一边是精英阶层奢华无度的西化生活，另一边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广大民众，这种鲜明的对比激起了普遍的社会怨恨 19。随着政治局势的恶化，到1978年，估计有高达300亿至4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显示了精英阶层对政权信心的丧失 15。
军事扩张
巨额的石油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向美国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伊朗的军队在短时间内成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但这不仅加剧了民众对沙阿充当美国“地区警察”角色的不满，也占用了本可用于社会和民生发展的宝贵资源 15。
3.4 社会与文化动荡
失序的城市化
失败的土地改革将数百万农民推离了土地，而城市工业发展的幻象又将他们吸引到城市。从1956年到1976年，伊朗的城市化率从31.4%飙升至47.3% 14。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远不足以吸纳如此庞大的人口。这导致了“过度城市化”或“畸形城市化”的严重问题，城市边缘出现了巨大的贫民窟。这些脱离了传统社会网络、生活在贫困和失序中的城市新移民，思想上极为保守，他们构成了革命最理想的“步兵” 14。
“西方中毒”（Gharbzadegi）的反弹
沙阿激进的西化政策，在石油财富的催化下，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反弹。伊朗知识分子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Ahmad）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提出了“西方中毒”（Gharbzadegi）这一概念，精准地捕捉了时代的精神焦虑 26。
- 核心理念：“西方中毒”将西方文化描述为一种“瘟疫”或“毒药”，认为它正在侵蚀和摧毁伊朗的本土文化和真实身份，使伊朗沦为西方商品和思想的被动消费者，导致了深刻的文化疏离感 26。
- 深远影响：这一理念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从世俗知识分子到宗教信众。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批判框架，将所有的社会弊病——经济不公、政治压迫、社会失序、道德沦丧——都归结为同一个根源：沙阿对西方的病态迷恋和模仿 28。它呼吁回归一种“真实的”伊朗身份，而对霍梅尼及其追随者而言，这种真实身份只能在伊斯兰教中找到 27。沙阿于1971年在古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举办的、耗资巨大的“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被普遍视为这种“西方中毒”和反伊斯兰倾向的极致体现，极大地触怒了国内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 17。
1953年的政变是巴列维王朝无法洗刷的“原罪”。它不仅摧毁了伊朗的民主进程，更关键的是，它使沙阿的统治与外国干涉永久地捆绑在了一起。从那一刻起，无论沙阿如何宣扬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他在许多伊朗人眼中始终是一个依赖美国支持的“傀儡”3。因此，他后来的每一项亲西方政策，无论是巨额的军购还是激进的文化改革，都被置于这种“依附”和“背叛”的叙事框架下进行解读。1979年革命中强烈的反美情绪，其根源便深植于1953年的这场政变 3。
被石油美元急剧放大的“食利国家”动态，则构成了革命的经济引擎。当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外部的石油租金，而非对本国公民的税收时，政府便失去了与社会协商、寻求其同意的动力，专制独裁因此得以强化 15。这笔天降横财在制造了少数权贵惊人财富的同时，通过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实际利益 14。国家利用这笔钱，一方面进行炫耀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供养了一个庞大的、令人畏惧的镇压机器（萨瓦克和军队）22。经济上的痛苦、社会上的不公、政治上的压迫，以及国家无需对人民负责的傲慢姿态，共同构成了一套完美的革命催化剂。
在思想层面，“西方中毒”的概念则扮演了将四分五裂的反对派粘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胶水。面对一个成分复杂、诉求各异的反对阵营——包括世俗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巴扎商人和宗教势力 6——“西方中毒”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共同敌人：即“西方”及其在伊朗的代理人沙阿 28。对于教士而言，这是捍卫伊斯兰的圣战 4；对于知识分子，这是追求文化真实的呐喊 27；对于巴扎商人，这是反抗外国经济侵略的斗争；对于贫苦大众，这是对西化精英腐化堕落生活方式的道德审判 32。霍梅尼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脉搏，将这场复杂的社会斗争巧妙地简化为一组组二元对立的口号：伊斯兰对抗西方、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真实对抗腐败 21。正是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将零星的抗议汇聚成了一场统一的、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第四部分：一个分裂的社会：对巴列维现代化的多元反响
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如同一场剧烈的地震，深刻地改变了伊朗的社会结构，但它并未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稳定的新秩序，反而系统性地疏远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阶层。政权最终的孤立无援，根源于其政策对社会各群体的普遍性冒犯。本部分将对伊朗社会进行社会学剖析，分析主要社会阶层对巴列维政权及其改革的不同反应。
4.1 反对派的双子柱：教士（乌莱玛）与巴扎商人
教士与巴扎商人的联盟，是伊朗传统社会中最具韧性和政治能量的组合，他们构成了反对派最坚实的核心。
教士阶层的怨愤
乌莱玛对巴列维政权的反对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
- 权力的丧失：礼萨·汗开启的世俗化改革，在司法和教育领域系统地剥夺了教士阶层的传统权力。国家建立了世俗法院和现代公立学校体系，使得教士们失去了对法律解释权和知识传授的垄断，这是他们社会权威的根基 5。
- 经济的威胁：“白色革命”中的土地改革，没收了由宗教机构管理的大量土地和宗教捐赠产（vaqf），直接切断了教士阶层重要的独立经济来源，使其在财政上愈发依赖国家，从而受到控制 15。
- 文化与道德的愤怒：在教士们看来，巴列维政权推行的西化政策——如鼓励妇女抛头露面、推广西方流行文化、宣扬前伊斯兰的“雅利安”历史——是对伊斯兰教义和伊朗社会道德的公然挑战和腐蚀 7。霍梅尼正是这一系列不满情绪最坚定、最激进的代言人 4。
巴扎商人的不满
作为伊朗传统经济的命脉，巴扎商人阶层也有着充分的理由反对沙阿。
- 经济竞争：国家扶持的大型国有企业、现代购物中心以及外国跨国公司的涌入，严重挤压了传统巴扎在零售和批发贸易中的生存空间，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命脉 14。
- 政府的打压：1975年，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发起的“反投机倒把”运动，将矛头直指巴扎商人，导致许多商人被处以高额罚款甚至被监禁，这被视为政府对巴扎的直接攻击，彻底将他们推向了对立面 14。
牢不可破的联盟
教士与巴扎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巴扎为教士阶层的宗教活动、清真寺网络和神学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作为回报，教士则为巴扎的商业活动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并通过其遍布全国的宗教网络，为动员民众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组织资源 14。这一联盟是革命的组织核心和经济支柱。
4.2 被疏远的受益者：现代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这个由专业人士、政府雇员、教师和大学生组成的现代中产阶级，本身就是巴列维政权现代化改革的产物 6。然而，他们最终也成为了政权的反对者。
核心矛盾：有经济发展，无政治自由
他们是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享受着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沙阿的独裁统治、缺乏政治参与渠道、以及对言论和思想的严酷压制感到极度不满和幻灭 13。他们被教育成现代公民，却被当作专制君主的臣民来对待。
知识分子的异议
知识分子站在了批判政权的最前沿。他们发展出“西方中毒”等理论，深刻批判政权的文化政策，并公开抗议审查制度和政治压迫。大学校园因此成为反政府思想和活动的温床 13。
一支软弱的政治力量
尽管心怀不满，但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他们缺乏组织，内部分化严重，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体制 14。在革命初期，他们行动迟缓，其诉求也多集中于经济层面而非激进的政治变革 14。最终，当革命浪潮高涨时，以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为代表的自由派领袖，因自身力量不足，不得不选择与霍梅尼的运动结盟，并最终屈从于其领导 14。
4.3 被剥夺者：城市无产者与迁徙贫民
新兴的工人阶级
工业化催生了伊朗的产业工人阶级。然而，在19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他们的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日益艰难。同时，独立的工会被禁止，他们缺乏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 14。
城市下层阶级（Mostazafin）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因土地改革失败而破产，被迫涌入德黑兰等大城市 14。他们生活在环境恶劣的贫民窟中，从事着不稳定、低收入的非正式工作，与城市精英阶层光鲜亮丽的西化生活形成了天壤之别。这个庞大、贫困且在文化上极为保守的群体，对传统和宗教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感觉被现代化进程所抛弃和羞辱。因此，当霍梅尼以“被压迫者”（Mostazafin）的代言人自居，用通俗易懂的宗教语言抨击社会不公和腐败时，他的号召在这个群体中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 14。
致命一击：大罢工
虽然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加入革命运动的时间较晚，但他们的行动却是致命的。1978年秋季，由石油工人发起并蔓延至全国各行各业的大罢工，彻底瘫痪了伊朗的经济，切断了国家的财政命脉，向世界宣告了政权已经失控。他们是“埋葬巴列维国王的最后一支关键力量” 14。
4.4 铁拳：萨瓦克（SAVAK）的角色
沙阿的统治最终依赖于其令人闻之色变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
一个恐惧的国家
萨瓦克于1957年在中情局和以色列摩萨德的协助下成立，其目的是根除对政权的一切威胁 3。
镇压手段
萨瓦克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其手段包括对国内外伊朗人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对所有出版物和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以及实施任意逮捕和系统性的酷刑 18。电击、鞭打、拔指甲等残忍的刑讯逼供手段被广泛使用。位于德黑兰的前Towhid监狱，现已改建为“ عبرت博物馆”（Ebrat Museum），专门展示萨瓦克犯下的暴行 18。
镇压的后果
萨瓦克的残暴统治非但没能消灭异议，反而起到了反效果。它制造了无数的政治犯和烈士，使反对派变得更加激进，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播下了对政权刻骨的仇恨。它所营造的普遍恐惧，意味着一旦政权显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被压抑已久的愤怒就会以火山爆发般的力量喷涌而出。萨瓦克最终成为了沙阿暴政的代名词 18。
巴列维政权的失败是全面性的，它成功地将社会上每一个有影响力的阶层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在现代革命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基础广泛的革命联盟。政权通过世俗化改革和经济政策，直接打击了教士和巴扎商人这两个传统社会支柱的权力和利益 7。它通过教育现代化创造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却又拒绝给予他们政治权利，从而将这些潜在的支持者变成了批评者 13。它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通货膨胀剥削了新兴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又通过失败的土地改革制造了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为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14。最后，它用萨瓦克的铁拳无差别地对付所有这些群体，使他们因共同遭受压迫而团结起来 18。当危机来临时，沙阿发现自己除了军队之外，再无任何可靠的社会基础。
这场革命的领导权归属，也精确地反映了政权的失败。沙阿的政治高压摧毁了所有世俗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如民族阵线 3。这使得组织涣散、缺乏魅力型领袖的现代中产阶级无法成为领导力量 14。相比之下，教士阶层拥有一个遍布全国的清真寺网络，一个明确的组织架构，来自巴扎的独立财政支持，以及一位像霍梅尼那样能够提供一套包罗万象、极具感召力意识形态的领袖 7。因此，在这场争夺反对派领导权的竞赛中，宗教势力最终胜出。革命之所以呈现出“伊斯兰”的色彩，不仅源于民众的宗教虔诚，更源于伊斯兰势力是反对派阵营中组织最严密、实力最雄厚、意识形态最具动员力的一个派别。
第五部分：崩溃：通往伊斯兰革命的必然之路（1978-1979）
从1978年初的第一声抗议，到1979年2月君主制的最终崩塌，伊朗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国。本部分将叙述并分析这场革命的进程，重点关注几个关键动态：抗议与哀悼的致命循环、外部行为者的角色，以及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战略才能。
5.1 危机的汇合（1977-1978）
经济衰退
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繁荣景象在1977年戛然而止，伊朗经济陷入衰退。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财政紧缩和反通胀政策，导致了企业倒闭和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城市贫民和工薪阶层的经济困境，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14。
政治自由化的反噬
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压力，迫使沙阿在1977年开始采取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姿态。他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并放松了对媒体的审查 14。然而，这一举动并未被视为善意和力量的体现，反而被反对派解读为政权软弱的信号。它非但没有缓和局势，反而为反对派提供了公开活动的宝贵空间，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使其敢于提出更激进的要求 23。
5.2 星火燎原：革命时间线
革命的进程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每一次镇压都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洪流。
- 1978年1月：库姆抗议：革命的直接导火索通常被认为是官方报纸《消息报》发表的一篇诋毁霍梅尼的文章。这篇文章激怒了圣城库姆的神学院学生，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导致数人死亡，点燃了革命的火焰 23。
- 四十日循环：这次屠杀启动了一个致命的循环。根据什叶派传统，人们会在死者遇难后的第四十天举行哀悼仪式。为库姆死难者举行的“四十日节”哀悼活动，在全国多地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如在大不里士（Tabriz）的示威就引发了新的流血冲突。而新的死难者又催生了下一轮的“四十日节”抗议。这个以40天为周期的抗议与殉难的循环，如滚雪球般将革命运动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参与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23。
- 1978年8月：雷克斯电影院大火：在阿巴丹市，一场针对雷克斯电影院的纵火案导致超过400名平民丧生。尽管事后调查显示纵火者为一极端伊斯兰组织，但在当时，公众普遍相信这是萨瓦克为嫁祸于人而犯下的暴行。这起惨案极大地激化了民愤，将对政权的不满转化为刻骨的仇恨 23。
- 1978年9月8日：“黑色星期五”：在德黑兰的贾勒广场（Jaleh Square），军队向一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人群开火，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次屠杀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它彻底摧毁了任何妥协与和解的可能，使无数伊朗人相信，暴力革命是推翻沙阿的唯一途径 23。
- 1978年秋：大罢工：“黑色星期五”之后，革命的重心从街头示威转向了经济战。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此起彼伏，其中以石油工人的罢工最为关键。罢工导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完全中断，国家经济陷入瘫痪，切断了政权的财政生命线，也向世界宣告了沙阿已失去对国家的控制 14。
- 1979年1月16日：沙阿出走：面对一个已经完全失控的国家和开始出现分裂迹象的军队，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于1月16日离开伊朗，踏上流亡之路。这标志着延续了2500年的波斯君主制的实际终结 23。
-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归来：在沙阿离开两周后，阿亚图拉霍梅尼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从巴黎乘专机返回德黑兰，受到了数百万民众英雄般的欢迎 36。
- 1979年2月11日：最终崩溃：霍梅尼回国后，忠于革命的空军学员与效忠沙阿的皇家卫队之间爆发了短暂但激烈的武装冲突。2月11日，伊朗军队总参谋部宣布保持中立，这等同于放弃了对沙阿任命的最后一届政府的支持。革命力量迅速接管了国家政权，巴列维王朝正式覆亡 2。
| 表2：伊朗伊斯兰革命关键事件时间线（1978年1月 – 1979年2月） |
|---|
| 日期 |
| 1978年1月7-9日 |
| 1978年2月18日 |
| 1978年8月19日 |
| 1978年9月8日 |
| 1978年10-12月 |
| 1979年1月16日 |
| 1979年2月1日 |
| 1979年2月11日 |
5.3 外部行为者的角色：卡特政府的困境
作为沙阿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美国政府在革命期间的政策充满了矛盾和摇摆，对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项摇摆不定的政策
卡特政府内部对如何应对伊朗危机存在严重分歧。以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坚决支持沙阿采取镇压措施，而国务院则倾向于敦促沙阿进行政治改革 14。
人权与战略利益的冲突
卡特总统本人将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在初期鼓励了伊朗的反对派，并迫使沙阿进行自由化改革 14。但随着局势恶化，美国又担心失去伊朗这个对抗苏联的关键战略盟友。
迷惑了盟友，鼓舞了敌人
这种来自华盛顿的混乱和矛盾的信号，使本已优柔寡断的沙阿更加困惑和瘫痪。他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在密谋抛弃甚至推翻他，因而错失了采取果断行动（无论是镇压还是真正妥协）的时机 14。与此同时，反对派则从美国的摇摆不定中看到了机会，他们感觉沙阿最强大的后盾正在动摇，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14。甚至有报道称，美国曾秘密派人与在巴黎的霍梅尼接触，试图为后沙阿时代的美伊关系寻找可能 37。最终，美国未能采取一个坚定、一致的立场，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其盟友的垮台。
5.4 霍梅尼的胜利：革命的设计师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远在海外的霍梅尼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
从流亡地遥控指挥
霍梅尼利用现代科技，将他在流亡地（先是在伊拉克，后在信息更通畅的巴黎）的讲道和宣言录制在卡带上，通过庞大的地下网络大规模复制并传播到伊朗的每一个角落，成功地绕过了国家的严密审查，实现了对革命的遥控指挥 23。
团结多元的联盟
他巧妙地运用了基础广泛、极具感染力的民粹主义口号——为“被压迫者”伸张社会正义，实现国家摆脱外国控制的真正独立（“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以及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成功地将诉求各异的反对派力量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4。
“法基赫的监护”理论
在领导大众革命的同时，霍梅尼也在系统地阐述他关于未来国家治理的理论——“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即由最博学、最公正的伊斯兰法学家担任国家的最高监护人。这一理论为革命后的伊朗提供了一个清晰、激进的政治蓝图，并最终成为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基石，确立了神权统治的政体 21。
伊朗革命的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但它通过一种政权暴力与民众动员相互激化的反馈循环，最终变得势不可挡。什叶派传统的“四十日节”哀悼仪式，正是这一反馈循环的引擎。最初在库姆的抗议规模有限 23，但政权的暴力镇压制造了第一批烈士。这为四十天后的下一次抗议提供了宗教上完全合法的理由。每一次新的抗议都引发更残酷的镇压，制造更多的烈士，从而为再下一次的全国性哀悼和抗议活动积蓄了更强大的道义和情感能量。正是这种独特的动态机制，使得零星的异议在短短一年内，就汇聚成了一场席卷全国、令政权无法扑灭的革命大火。
卡特政府的对伊政策则是一个典型的“两头落空”的案例。它既有足够的干预性，动摇了其盟友的统治根基，又缺乏足够的决断力去挽救他。卡特的人权外交压力，迫使沙阿打开了政治高压锅的盖子，释放出了被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 14。这本身就是一种干预。然而，当危机全面爆发时，华盛顿既没有给予沙阿采取铁腕镇压的明确和坚定支持，也未能果断地推动一场有序的政治过渡 14。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使沙阿陷入瘫痪，也让他的敌人有恃无恐。美国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它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在没有准备任何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亲手削弱并最终“失去”了伊朗。
第六部分：结论：巴列维王朝的永恒遗产
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在1979年戛然而止，但它对伊朗历史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本部分将综合本报告的分析，对巴列维时代进行一个平衡的评价，并阐述其与随后诞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6.1 成就与失败的清算
悖论式的遗产
巴列维王朝的遗产充满了深刻的悖论。从积极的方面看，它确实为伊朗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两代沙阿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建立了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硬件设施：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现代大学、铁路系统和基础工业 9。它极大地提升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开启了重要的社会变革，如扩大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和公民权 13。可以说，没有巴列维时代，就没有现代伊朗的雏形。
致命的缺陷
然而，这场现代化是自上而下、通过强制和高压手段推行的，而非通过社会协商和共识培育而成。它的根基是专制、强制和文化上的疏离。巴列维政权最根本的失败，在于它未能建立起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包容性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State），却未能成功地塑造一个现代的、有机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它所建造的宏伟大厦，是建立在缺乏民众合法性这片流沙之上的，因此当革命的风暴来临时，便不堪一击，轰然倒塌。
6.2 革命的继承：延续与断裂
巴列维理想的倒置
1979年诞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巴列维国家的镜像和彻底的否定。它用一个神权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制，用一种反西方的“抵抗”意识形态取代了全盘西化，用伊斯兰教的政治主导地位取代了世俗主义，用与美国不共戴天的敌对取代了亲密的盟友关系 2。革命后的伊朗，在妇女着装、社会规范、教育体系和对外政策上，都力图清除巴列维时代留下的“西方中毒”的痕迹。
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革命并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巴列维时代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它只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的争论（波斯民族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与西方世界紧张而复杂的关系、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持续张力，以及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挑战，这些核心议题在革命后依然主导着伊朗的政治议程。讽刺的是，那些最终导致沙阿垮台的危机——经济管理不善、严重的社会不公、民众对政治自由和民族尊严的强烈诉求——在今天，仍然是伊斯兰共和国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巴列维王朝虽已被推翻，但它的幽灵，仍长久地徘徊在现代伊朗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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